“梁实秋为何被拒之门外？毛主席亲自表态，真相并不简单！”

毛主席与梁实秋似乎并无太多交集，然而在抗战岁月，梁实秋曾计划前往延安进行访问，却遭到了毛主席的明确制止。

毛泽东主席历来对知识分子态度亲切，并乐于邀请他们前往延安进行考察交流。那么，为何他对梁实秋持有不同寻常的反感呢？

梁实秋与鲁迅论战始。

在1927年，梁实秋撰写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评论文章，文中不仅广泛探讨了女子教育等相关议题，同时也对卢梭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与剖析。

此篇文章激起了鲁迅的不满，鉴于他对卢梭的理论深表认同，鲁迅遂相继撰文两篇，《卢梭与胃口》与《文学与出汗》，对梁实秋的见解予以驳斥。

梁实秋不甘示弱，遂挥笔撰写了一篇反驳鲁迅的佳作，言辞犀利，暗藏机锋，尖锐地指出：有些人，他们总是对现状抱持着不满，今天抱怨这里有问题，明天又指责那里有缺陷，随之而来的是连绵不绝的抱怨。当有人提出解决方案时，他们却更加挑剔：这剂药太寒，那剂药太热，这剂药过于猛烈，那剂药又显得过于缓慢。他们把所有的建议都贬低得一文不值，不留余地地挖苦，仿佛唯恐现状一旦令他们满意，他们便失去了抱怨的借口。

然而，鉴于鲁迅此次积极作出回应，此事亦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在两年之隔，梁实秋览阅鲁迅所译苏联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文艺与批评》后，遂撰文指出，鲁迅在翻译过程中显现出了“硬译”与“死译”的弊病。他进一步认为，鲁迅的翻译质量堪忧，甚至怀疑此翻译可能并非出自鲁迅之手，而是他人代为执笔。

面对这番攻击，鲁迅先生自然不会坐视不理，遂挥笔撰写了一篇文论，对梁实秋的质疑给予了有力的回应。

鉴于二人显赫的地位与广泛的影响力，众多人士纷纷加入其中，引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论战。梁实秋亦撰文《文学是否有阶级性》，明确指出文学并非存在阶级性之分。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不过是“实际革命家”所提出的“口号”。所谓的“文学阶级性”理论，不仅无法成立，在实际操作中亦未曾取得任何成效。

此文直言不讳地瞄准了当时风靡一时的无产阶级文学流派，此举自然激起了众人的广泛争议。鲁迅亦随之挥毫泼墨，创作了那篇传世之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中便有如此描述：“此类走狗，即便被某个资本家所驯养，实则归属于全体资本家之列。因此，它们面对富有的权贵时，无不显得驯服，而在穷人面前，则狂躁吠叫。它们不知谁是真正的饲主，这正是它们对阔人驯服态度的根源，亦是证明其归属全体资本家的明证。即便在无人供养，饥肠辘辘，沦为野狗之际，它们面对权贵依旧驯顺，对穷人依旧狂吠。然而，此时它们对谁是主子的疑惑，更是深不可测。”

这场论争愈发激烈，堪称当时文坛上最具对抗性和观赏性的盛事，甚至被后世誉为近代文化史上的“第一论战”。

这场争论的影响力堪称深远，毛主席对此自然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坚决反对梁实秋的立场，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认为其毫无无产阶级的立场，因此对他并无好感。

若梁实秋此番尚属文学立场上的偏颇，那么其后显现之问题，已然关乎民族抗战之重大格局。

随着全面抗战的硝烟弥漫，梁实秋受命担任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主编之职。于1938年12月，他发表了一篇引发广泛争议的《编者的话》。

在本文中，梁实秋首度提出“抗战无关论”的惊世之论，声称：“当前，抗战之事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致于有人提笔便离不开抗战的话题。然而，我的看法略有差异。对于与抗战紧密相关的素材，我们自然持欢迎态度，然而对于那些与抗战无直接关联的内容，只要其内容真实、行文流畅，亦不失为佳作。我们无需刻意将抗战元素强行嵌入其中。至于那些空洞无物的‘抗战八股’，对任何人而言，皆无裨益。”

在国难深重、全民奋起抗击侵略的严峻时刻，梁实秋的这些言论显得尤为不合时宜，遂即刻激起了左翼作家群体猛烈的抨击。

即便梁实秋曾撰写数篇文章以自辩，然而在民族大义面前，其言辞显得毫无说服力。甚至那些昔日始终支持他的友人，亦在这场风波中与他决裂，各走各路。

1940年伊始，梁实秋肩负“华北慰劳视察团”成员之责，踏上了走访各战区的慰问之旅。正当他们筹备着踏上此行的终站——延安之际，却意外接到延安方面的明确通知，言明毛主席并不欢迎梁实秋先生莅临延安访问。

这一消息令梁实秋倍感尴尬，迫不得已，他只得取消既定的行程，急忙返回重庆。

梁实秋所经历的种种，实则警示我们，在国家民族的大义面前，绝不容许半点言辞虚浮，我们必须谨言慎行，时刻铭记，身为一名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