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纵队创始人黎玉，地位媲美罗荣桓，建国后为何骤降至低谷

一个人的命运走向，常常比小说还要跌宕起伏。

黎玉，这位曾经与罗荣桓地位相当的山东根据地的开创者，竟然后来一夜之间从省委部级高官变成了普通的处长。

山东根据地的创始人——临危受命赴山东

1936年春天，一个30岁的年轻人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从河北磁县独自一人奔向济南。这个人叫黎玉，原名李兴唐，来自山西崞县。

当时的山东，党组织几乎被摧毁得一干二净。自1929年至1933年之间，中共山东省委连续遭到敌人的十次大规模破坏，邓恩铭、刘谦初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纷纷被捕或遇害，革命的火种几乎要熄灭。

黎玉的革命经历算不上长。1926年，刚满20岁的他就在崞县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历过三次被捕关押，面对酷刑依旧坚韧不拔。出狱后，他考取了北平大学法政学院，与组织保持联系。

1934年，他带领了轰动中外的开滦五矿总同盟大罢工，参与的工人数超过三万，连毛主席都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宝贵的地下工作经验，也正是中央北方局看中他的原因。

1936年5月1日，在济南市里山北面那片长满松柏的坟地里，开了一场挺特别的会议。到场的只有三个人：省委书记黎玉、宣传部长林浩，还有组织部长赵健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山东的革命局势出现了转机。那会儿，负责守卫山东的韩复榘毫不抵抗，就这么跑掉了，导致日军一路直插进来。

黎很快意识到这个好时机，立马派出大量党员干部到山东各个地方去动员群众，组建起抗日武装起来反抗。

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3月，徂徕山、天福山、黑铁山、泰西这些地方接连发生了武装起义。黎玉亲自带头搞起义，还担任起义部队的政委，拉开了我党领导山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

山东纵队的发展壮大——与罗荣桓地位相当

到1938年4月，黎玉去到了延安，把工作向毛主席作了汇报。那会儿，山东的抗日游击队已经发展到25个团，正规军队有2万多，民兵也超过一万。

毛主席听完汇报后挺高兴的，黎玉建议派干部和一个主力团去山东，毛主席轻松一笑，说：“一个团可不够，还要多派点。”

1938年12月27日，经中央批准，山东纵队正式成立，张经武担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彬做参谋长，江华负责政治部工作。

由黎玉一手带起来的这支队伍，规模真不小。山东纵队底下有10个支队，总兵力达到2.45万人，再加上地方的部队，大概接近4万人。你得知道，那时候八路军的总兵力也就15万左右。

1939年3月，陈光和罗荣桓带领115师师部渡海而来，来到山东，此时115师在山东的兵力只有八千多，而黎玉发展起来的山东纵队，已经壮大到四万多人。

两支部队没有隶属关系，都是直接听中央指挥，黎玉和罗荣桓在职务上也是平起平坐的。

黎玉手底下的力量要更强一些，这种状况在八路军的历史里可是少见得很。

为了确保115师能完成繁重的战斗任务，山东纵队一次性就拨了三万多士兵和枪支。115师也调来了两千多名核心骨干，增援山东纵队。

大家彼此配合，效果简直像造了个奇迹一样，到1940年上半年，山东纵队的人数一下子从2.5万变成了5.1万，而115师也从八千多涨到七万多。

1940年7月26日，黎玉当选山东战工会的首席组长，比罗荣桓、陈光等人都要领先。在那会儿，黎玉在山东的地位，真的是跟后来元帅的身份差不多。

山东军区一成立，罗荣桓就担任了司令员兼政委，黎玉则兼任副政委。打到抗战快结束时，山东军区的部队规模，已经占到八路军和新四军总数的四分之一多。

解放战争时期的高光时刻——华东局副书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罗荣桓带领山东的主力部队前往东北，而中央则让黎玉暂时代理山东分局书记的职位。

陈毅等同志带领新四军抵达山东后，1945年12月，山东分局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华东局，饶漱石被任命为书记，陈毅和黎玉担任副书记，负责统领山东和华中两大战略区域的党政军事务。

1946年1月，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成立山东野战军，陈毅担任司令员，黎玉兼任副政委和政委，参谋长则是后来成为开国将军的宋时轮。

这个阵容可以说是相当豪华了。黎玉这会儿跟元帅是平起平坐的，是四位上将、三位中将、一位少将的上级。按抗战和解放初期的资历来说，黎玉拿到上将军衔，完全没问题。

作为华东局负责土改工作的副书记，黎玉亲自筹划出台了《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九一指示。

这个指示落实了中央的《五四指示》精神，到了1946年底，已经有超过一千万农民获得了土地，成效十分明显。

在解放战争全过程中，山东共有59万人参军，支援前线的民工也超过了700万。陈毅曾感慨道：“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政治生涯的急转直下——从省部级降为处长

命运的转折常常来得毫无预警。1947年1月，饶漱石完成军调处的任务回到山东，接手华东局的工作。而黎玉则被调任为华东军区副政委，职位也开始走低。

更大一场风暴快要来了。为了在山东占据优势、称霸一方，饶漱石和康生成了搭档，把目标对准了以黎玉为代表的山东本地干部。

他们把黎玉主持制定的《九一指示》当成了突破口。到1946年底，毛主席开始考虑把《五四指示》中的“区别对待”政策改成“平均分土地”。康生得知这个想法后，打算借机批黎玉。

饶漱石和康生一到山东，就喊《九一指示》不对，指责山东党是“富农党”，搞的是“富农路线”。

黎玉不同意这个观点，当场质问饶漱石：“以前在白区工作的时候，王明就是用‘富农路线’来整人的。你们说山东搞的是‘富农路线’，那么，你口中的‘富农路线’到底指啥？”

饶漱石听了之后，喃喃半天，哑口无言。可即便如此，华东局还是在1947年2月21日发出了《二二一指示》，正式将山东土改中的一些问题夸大为“富农路线”倾向。

1947年7月，华东局在诸城寿塔寺开了个扩大会，对黎玉进行了一些不太公正的批评。饶漱石还编造了些谣言，说“到处都挂黎主席的像，喊黎主席万岁”。

黎玉一听这些话，非常生气，现场就问他具体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有这事，要当场去查个明白。饶漱石竟然被问得哑口无言，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1948年12月，华东局开了个扩大会议，讨论出了《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

这份决议对黎玉做了处理，觉得他犯了“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富农路线、宣传个人”等错误。

遇到这突然的变故，黎玉为了整体考虑，一直没有辩解或反驳，默默接受了华东局的安排。他后来回忆道：“我只是为了维护党的根本利益，牺牲了个人。”

1949年5月，黎玉跟着华东局被调到上海，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的秘书长。这从山东根据地的二把手变成上海市委秘书长，显然算是职位上的下降。

更让人受打击的还在后头。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把黎玉的候补中央委员的职务给撤了。

到1952年2月29日，黎玉被免去了上海市委秘书长等职位，转而担任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由省部级高级官员突然变成了普通处长，这样的骤然落差在党史上可是少见的。

不少同志觉得黎玉受委屈，有人还劝他说，既然选择了，就坚持到底。黎玉却很平静地说：“就算变成马夫，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不会动摇。”

1953年，黎玉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在新岗位上，他依然一丝不苟，奋力推动我国机械工业由修理向制造的转型，毕生为之努力。

党和人民一直铭记着黎玉的贡献。1986年3月13日，在他去世之前不久，中共中央取消了华东局1948年的结论，为黎玉平反，恢复了他的政治声誉。

2012年，上海市委也撤销了1952年对黎玉的撤职处分。

历史上终于给黎玉一个公道。这位山东根据地的创建者，用一辈子的行动展现了什么叫作对党忠心耿耿，對人民满腔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