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赵尔陆（马京生）

庐山挨批

1959年七八月份，二机部部长赵尔陆上将作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上庐山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会前，他得知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纠正“左”倾冒进的错误，内心寄予很大希望。从自己主管的机械工业工作实际出发，他深感这次会议的及时和必要。

会议前期，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就毛泽东提出的形势和任务，综合平衡问题，体制问题，公共食堂问题，三定政策等共十九个问题，

进行了讨论。7月15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信的内容，第一部分是肯定1958年的成绩，第二部分是强调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他指出，过去工作中出现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浮夸风比较普遍滋长起来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7月21日，会议分组讨论，赵尔陆与彭德怀都分在第四组。赵尔陆在发言时，肯定了彭德怀的信。赵尔陆说：过去一个短时期内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威信受到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正确的情况和资料，感到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表示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需要斟酌的是有个别问题的提法，分析不够，容易引起误会。随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令赵尔陆始料未及。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后来，毛泽东又指出，已经反了九个月的“左”倾，现在是反右的问题了。此后，会议急转直下，集中批判所谓“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彭德怀的信被作为意见书印发到中央委员进行讨论，赵尔陆由于在会上说过：“彭老总的意见用心是好的……彭总敢讲真话，这种精神值得学习。”还没等他把机械工业存在的问题讲出来，就被平地而起的批判压制住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浪潮，赵尔陆的嘴上一下子起满了水泡。庐山会议上人人都要表态，赵尔陆不得不作了检讨，从庐山一直检讨到北京，从1959年检讨到1960年，还是未能免受牵连。1960年冬，在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上，赵尔陆被错误地定性为“彭黄漏网分子”，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并上报中央，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然而，这个决议始终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复。那段时间，赵尔陆心情很不好，对秘书说：“我写检讨也过不了关了。”最后还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站出来为赵尔陆说话，才使他没有像其他的“漏网分子”和“追随者”那样受到“严厉查办”。

从那时起，赵尔陆患了心脏病，嗓子突然失音。聂荣臻元帅去看他，让他赶快住院检查。重病的赵尔陆还接到了陈毅元帅和李富春副总理的电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让他安心养病，使他感到被信任的温暖。虽然横遭打击身处逆境，赵尔陆却没有消沉。当时在国防工业战线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干国防工业这行，干好了住医院，干不好住法院。”当别人把这话告诉赵尔陆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已经够幸运了。”随即便陷入了沉思。有一次秘书刘智说，他的舅舅是无线电电子方面的专家，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授，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来就再也不来往了。赵尔陆真诚地对刘智说：“你们为什么不来往呢？你应该多跟他来往，你可以去做他的工作嘛!”

庐山会议后，赵尔陆已不能像以往那样正常工作。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后，当他身体稍好一些时，他就陪同新任部长孙志远去工厂视察，帮助新部长熟悉情况。在那为期几个月的调查中，他们还走访了许多偏僻、穷困的地区，包括延安等一些老区，为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体察民情、实事求是地制定工作方针奠定了基础，也表现出赵尔陆的宽大胸怀和对国防工业的执著追求。

重新出山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研制、试验核武器的任务。他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当年，导弹试验基地靶场在大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开始创建。1959年，核武器试验基地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开始建设。

当时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苏联政府于1960年7月两次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回全部在华专家，撕毁所有合同和技术合作项目，并且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国际上放出舆论说这对中国核工业是毁灭性的打击。赫鲁晓夫也扬言：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再过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中苏公开分裂，国际环境恶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中国科技力量包括财力、物力主要集中用在攻克战略武器等军事尖端技术上。我们在既无外援而基础又很薄弱的条件下发愤图强，开始了“两弹一星”的研制。

“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这个经中央批准的发展尖端武器的方针，赵尔陆铭记在心。他当时因庐山会议上受到批评，心情很沉重，可他无怨无悔，不计个人恩怨得失，从大局出发，团结同志，积极工作，他在思考着国防工业如何自力更生走出困境的问题。面对紧迫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压力，禀性温良恭谦的赵尔陆仍想在国防工业建设中施展自己的才华。他对发展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很有信心，他深知中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国防工业已经贯彻执行中央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科技人才，还有从国外返回的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一定能横空出世。为此，他要争取出来工作的机会。

当时，由于受到“大跃进”的影响，一些军工企业出现了片面追求产值、数量，忽视产品的质量和工程建设质量的倾向。1959年9月后中央军委担心国防工业的状况影响军队建设，多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国防工业建设和加强对国防工业领导的问题。

中央军委决定由副主席贺龙主管国防工业方面的工作。根据他的建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工委)，负责领导和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国防工业工作。1960年1月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正式公布了国防工委由贺龙任主任，聂荣臻、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肖劲光、刘亚楼、赵尔陆、张爱萍、宋任穷、王鹤寿、彭涛、柴树藩、方强为委员共十四人组成。

1960年10月27日，赵尔陆陪同聂荣臻视察包头钢铁公司和坦克厂、高炮厂，检查了无镍稀土钢的试制试验工作。在听取了三个单位的汇报后，赵尔陆提出：组织搞科学研究，要集中力量，在包头搞个稀土、稀有金属的研究中心，将研究试验、生产试制、使用结合起来，搞综合利用，这样就可能很快取得成果。聂荣臻赞成他的意见。

11月4日，赵尔陆陪同聂荣臻前往西北导弹发射场，听取张爱萍、孙继先、钱学森等关于国产第一发近程地对地导弹发射试验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11月5日，清晨，聂荣臻、赵尔陆、钱学森等到达导弹发射阵地指挥所，主持中国国产第一发地对地导弹发射试验。九时导弹点火起飞，按预定的弹道飞行，准确命中弹着区。

1961年1月23日，赵尔陆任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双重领导下，归口管理国防工业。11月29日，国防工办正式成立。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兼任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任常务副主任，协助罗瑞卿管理国防工业。至此，赵尔陆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罗瑞卿后来说，国防工办的“日常工作主要是赵尔陆同志在搞，他有经验”。

赵尔陆上任后，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对常规武器、国防尖端武器装备的生产建设、科学研究、干部和技术力量的培养等工作，进行统盘规划，全面安排，组织实施，督促检查，加强国防工业部门之间，国防工业同其他有关工业部门，各军种、兵种之间的联系协调，组织相互间的协作。

国防工办成立后，在罗瑞卿主持下，加快了国防工业建设和新武器研制的步伐，二机部党组根据核武器研制已取得很大进展的形势，经过认真讨论，于1962年9月11日拟定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事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经罗瑞卿审定同意，上报中共中央。为了实现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目标，遵照刘少奇的指示，罗瑞卿于1962年10月30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建议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报告。11月3日，毛泽东审阅了罗瑞卿的报告，指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2年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根据中央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决定，正式宣布组成“中共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领导原子能事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委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等。周总理当天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国防工办设立专委办公室，罗瑞卿兼任办公室主任，赵尔陆兼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周总理亲自和赵尔陆一起选调了九名干部，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办公室班子。

中央专委成立后，周总理及时提出“先抓原子弹”这个战略重点，让大家把精力集中到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这个重点课题上来。周总理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让赵尔陆带领工作组到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各研究、加工、装配和试验现场，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掌握中国原子弹研制试验的进展情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为此，赵尔陆带工作组奔波于北京、甘肃和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单位。当时，大量的课题研究都是在极其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的。在北京，因为研究室房屋有限，科学家们在楼道、走廊里也摆满了仪器、设备，有的搭起了布制工棚；没有废料库，就用厕所改作。科学家们使用手摇计算器，计算原子弹大量复杂的数据。

1964年6月，赵尔陆经过多方考察，对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能否爆炸成功，已经心里有底了，他交待中央专委办公室副秘书长刘柏罗给周总理写一份简要书面报告，汇报中央专委办公室成立后抓原子弹研制所做的工作和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准备情况，以及试验能够成功的理由。赵尔陆把报告迅速交给周总理，当时周总理正要起程出访亚非国家，看到这份报告心里非常高兴，立即将报告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圈阅同意了。

随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了原子弹爆炸的“零时”——1964年10月16日15时，

蘑菇云在中国大西北的罗布泊上腾空而起，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核盾牌。

他当年的秘书周星如至今记忆犹新，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赵尔陆正好带队到西北、西南地区实地踏勘三线建设。就在原子弹爆炸的前一天，赵尔陆压抑不住紧张而又兴奋的心情，对随行人员说：“这两天你们可要注意收听广播啊!”当时他们一行十几个人，只有三四台半导体收音机，大家围坐在一起，打开收音机注意收听有什么重要消息。偏偏有的收音机在山沟里接收不到中央台的广播。10月16日晚，赵尔陆一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标题广播时，立即把大家叫过来。成功的喜讯使赵尔陆非常兴奋，跟随他十多年的秘书说，从来没见过首长这么高兴。

后来，毛泽东在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资料片时，不时向赵尔陆提出一些技术问题，他都作了比较准确的回答，毛泽东赞扬说：“你现在也是内行了。”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周总理提出中央专委要抓导弹。七机部领导向中央专委汇报，由于各种原因，中程导弹要到1968年才能进行靶场试验。周总理感到进度太慢，就派赵尔陆带专委办公室的李光、刘柏罗等人到七机部的研究院调查了解。赵尔陆到研究院后与科技人员一起分析形势，讨论问题，商议方案。当时，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中共中央的鼓舞激励，使国防科技界士气大振。赵尔陆鼓励科技人员一鼓作气，迎接新一轮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他在动员大会上说：“周总理派我们来听取大家的意见，能不能将我们的导弹研制进程加快一点，以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请大家各抒己见，拿出办法来……”他的讲话受到大家的欢迎，中间鼓掌达十多次。

赵尔陆带领工作组在各院所先后听取了对仿制近程导弹、研制中程导弹、发展战略导弹的各种不同意见。又专门多次征求钱学森、任新民、黄纬禄、屠守锷、谢光选等科学家的意见，经过综合分析研究，与七机部领导一起反复研究商讨，一个型号一个型号地将各型导弹的研制排出顺序和日程，将中程导弹的研制作为重点，照顾到战略导弹的预研，提出了一个为各方面所接受的短期计划和长远规划，并制定出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战略导弹的全面规划。将一种先进的中程导弹靶场试验时间从预定的1968年提前到1966年试验成功，不仅加快了导弹研制进程，投资也比原来大大减少，受到了周总理的赞扬。

赵尔陆在抓国防科技事业中，很注意钻研新产品的技术工作，认真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善于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有一次，他请汪道涵和国家计委的干部一起商谈解决研制常规潜艇存在的问题。当时潜艇的鱼雷研制工作已经确定，剩下最大的难题就是潜艇的眼睛——潜望镜的镜筒。那时国内没有大型无缝钢管，苏联又撕毁协议，拒绝供应。刘柏罗当时便提出一个办法——利用重型机器厂生产的炮管钢材作原材料，用深孔钻机床加工成长十米左右的潜望镜筒，来解决问题。刘柏罗说完，心里没底又补充了一句：我们情愿以减产一门大炮的代价来换取一艘装上眼睛的潜水艇顺利出航。没想到赵尔陆和汪道涵对他的建议非常重视，在做了一番深入考察后，拍板采纳了他的意见。此后，常规潜艇一艘接一艘地驶出了造船厂，而大炮也并未减产。

1964年，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国际上日益紧张的“冷战”形势，决定建设“三线”。赵尔陆为了切实抓好国防工业的三线建设，当年秋天，亲自带队奔赴祖国的西南、西北地区，到三线地区勘察，掌握第一手材料。

他们历时三个月，跋山涉水，昼夜奔波，途经八个省(区)二十二个地区，行程一万三千多公里。从甘南翻过秦岭到陕西汉中、安康地区，顺汉江而下，一路上阴雨连绵，常常遇有泥石流滑坡阻塞公路，赵尔陆就与随行人员下车步行。

有时三更半夜才能找到地方休息。秘书周星如为赵尔陆的健康与安全提心吊胆，他却满不在乎，鼓励大家克服困难。行至陕鄂豫三省交界处老河口，汉江正好发大水，波涛汹涌，渡船不能摆渡，公路大段大段被淹，赵尔陆一行被困在老河口整整四天。武汉军区提出派直升机接他们到武汉，赵尔陆得知后坚决不同意，他说：“坐飞机还叫什么踏勘？我们这次来是要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坚持等水退了再走，一定要把情况搞清楚。在等水退的日子，赵尔陆也不愿闲着，召集大家讨论一路上踏勘的观感。后来，给中央关于动力问题的报告，其基本观点就是在这几天议论形成的。

当他们行至贵州遵义一带，赵尔陆兴致勃勃地看着沿路的山河，给随行人员回忆他长征时曾经走过的地方，不时地感叹一句：如今是旧貌换新颜了!每到一地，他都认真听取当地的情况介绍，查阅地方志等历史文献，实地踏勘地形、地貌、水系、资源、人口、粮食产量和交通运输情况，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周密调查，赵尔陆集中大家的智慧，就三线建设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四个专题报告，对三线工厂的布局、技术政策和厂址选择，以及动力建设等，提出了具体方案和建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些建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转发全党。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一座座工厂在三线建立起来。在今天市场上有不少名牌产品，还是出自这些当年的“三线”企业。

在原子弹、氢弹、导弹有了重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三线建设也已经展开时，中国的人造卫星工程上马了，赵尔陆向周总理建议，加速展开人造卫星的全面研制工作。

为官之道

赵尔陆非常珍惜党和人民交给他的权力，秉公行事，不徇私情。1958年，他的家乡山西原平县委书记在他大哥的陪同下到北京来找他，想请他为县里批几台汽车和拖拉机。这件事，对一个主管部长来说，是很容易办到的，但他一台也没给。他设家宴热情招待来自家乡的客人。饭桌上，赵尔陆和蔼地对“县太爷”说：“我的权力确实不小，但是我不能用这个权力给自己的家乡开‘后门’。要是大家都这么干，那就乱套了，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了。我劝你们回去，把你们的情况和要求写个材料，报到专区和省工业厅，按照组织系统来办。”就这样，几十年来原平县人虽然为他们的同乡中出了一位解放军上将、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而感到自豪，可是却没有从这位当大官的老乡手里得到过一点“实惠”。

他对自己更是严格要求，不占公家的便宜。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出第一批红旗牌高级轿车后，送来北京几辆样车，有人提议给赵尔陆换上一辆“试坐”，被他坚决制止了。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从不要特殊照顾，节衣缩食，自觉地同全国人民一道克服困难。

1952年，赵尔陆调北京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组织上安排他住进一处被没收的原国民党一官僚住的院子里。这家人走得匆忙，留下了不少的古玩字画，还有两架钢琴。赵尔陆让工作人员把所有的古玩字画全部上缴。看着蹒跚学步的女儿，他吩咐留下一架钢琴，并交代管理部门的同志作个价，从他积存的津贴费中扣除。谁知管理部门却把这事拖了下来。不久，“三反”运动开始了，有人为钢琴的事给赵尔陆贴了大字报。赵尔陆和夫人很快便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交了钢琴钱。

按照规定，赵尔陆这级干部每月都有一些招待烟、招待茶的补助，家里用的扫帚、拖把之类的清洁工具也可以到管理部门去领取。在家里召开会议时，首长和秘书、司机等工作人员餐费也可以实报实销。但是，赵尔陆从不许工作人员领取和报销这类开支。他说，国家给我们的工资比老百姓高得多，这些开销应该包括在我的工资里。所以，他总是自掏腰包。

赵尔陆外出考察“三线”地区，三个月后他回到家里，发现他的办公室被整饰一新，墙壁喷成了苹果绿色，虽然漂亮了许多，他却很不高兴。找到主管后勤的干部，他沉着脸说：“你们拿公家的钱送人情倒很慷慨!这房既不破也不漏，有什么可修的!”最后，他请财务部门核算了材料成本，让他们开列出材料费和工人工资，自己拿出两千元存款，付清了这次修墙费用。

1964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罗瑞卿《关于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领导干部配备和国防工业党委组成的报告》，决定国防工业党委由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十三人组成，罗瑞卿任党委第一书记，赵尔陆任第二书记，并决定由赵尔陆兼任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

赵尔陆一贯忠实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他从来不搞小圈子。他到国防工业部门后，几次组建新的机构和领导班子，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一视同仁，知人善任，量才使用。他团结广大干部，包括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他平时很注意考察干部，珍惜干部的才智和专长，特别重视对科技干部和专家的使用，善于发挥他们的长处。他为人朴实、厚道、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居功，不诿过，勇于为下级承担责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冒着风险，保护了一批司、局级和企业的领导干部。凡是与他共过事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都感到在他身边工作心情舒畅。

夏天的晚上，赵尔陆没事的时候，就在自家小院里摆上藤椅，把工作人员叫在一起吃西瓜，聊家常。如果有人外出不在，他就不让切，大家等着，或是切下一大片留给外出的工作人员。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当自家人对待，但也有发火的时候。一次，他从沈阳出差回来，发现家里多了一把塑料柄的水果刀，那时候，塑料制品还是个稀罕物。当赵尔陆得知，这漂亮的水果刀是一个工作人员从沈阳招待所里顺手牵“羊”来的。他立刻正色道：“乱弹琴!怎么拿人家的东西!”那位工作人员小声分辨道：“我看着挺好看，再说才七八毛钱的东西……”赵尔陆斩钉截铁地打断他的话：“不行!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能占!”他叫秘书写信向沈阳那家招待所道歉，并付上了水果刀的钱。

赵尔陆的公私分明还表现在，他从不把工作中的机密向家人谈论，有时国防科研试验获得成功，让他兴奋得满面红光，难以克制自己激动的心情，下班回家往往要迈着轻快的脚步在家里来回走好几趟，也平静不下来。吃晚饭时，按捺不住高兴还要喝几杯酒，夫人郭志瑞奇怪地问他：“什么事让你激动成这个样子？”他却故作平静地向妻子和女儿说一句：“你们今天晚上可要注意收听新闻联播啊!”郭志瑞也就什么都不问了，她知道丈夫的习惯，他不说的你就问不出来。不过看他那个高兴劲，准是试验任务获得了成功。以后，夫人和女儿看到赵尔陆在家暗自高兴，再也不多问了。

赵尔陆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他和妻子郭志瑞情深意笃，结婚几十年从未红过脸。郭志瑞从小在贫寒的家庭中长大，十四岁就参加革命，当过县妇女部长，后来又参加陕北红军。抗战期间一直在部队做报务工作任电台队长。

赵尔陆夫妇在1938年曾育有一个男孩，当时抗日战争无法带孩子行军打仗，就寄放在老百姓家里抚养，不久就病死了。1940年，郭志瑞即将临产，阵痛不止。医生说她是难产，有生命危险。当时前方战事紧张，为了不贻误战机，赵尔陆不得不告别疼得死去活来的妻子，对留守人员交待说：“你们安排一下，给她准备后事吧。”说完挥泪上马，指挥部队与日军作战。当他凯旋而归时，孩子已经死了，妻子还在病痛中，并且从此再也不能生育了。

解放后，郭志瑞因战争年代南征北战，身体一直不好。后来，郭志瑞在邮电部电信检查处任处长，夫妻两各忙各的工作。多少年来，这对恩爱夫妻一直希望身边能有个孩子。当他们有了养女赵珈珈后，赵尔陆非常疼爱，可是对她也决不溺爱。六十年代初，国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家的餐桌上也几乎断了肉，每顿只有一个素菜：砂锅烩萝卜片。有一次，年幼的赵珈珈嘴里嚷着：“我不喜欢吃萝卜……”随后把筷子扔在桌上罢饭了。赵尔陆也重重地把筷子拍在桌上，用手指着女儿，严厉地说：“你不知道国家现在困难吗？毛主席和周总理每天都吃一顿粗粮。你到乡下看看，我们吃的是人家农民的年饭。像你这样只知自己享受，又这么任性，你哭鼻子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拂袖离席，气得连饭都不吃了。事后，赵尔陆把女儿叫到身边，逐字逐句地为她讲文天祥的《正气歌》，从文天祥讲到岳飞，从刘胡兰讲到江竹筠，最后讲到了苏联逼我们还债，我们宁可挨饿还债，也要有志气，不听他们的摆布。最后，他让女儿工整地把这首诗抄在白纸上，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每天默诵一遍。

赵尔陆爱孩子，但对孩子要求很严格。五十年代，他抚养的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共有六七个之多。无论住校还是走读，小点的挤公共汽车，大点的骑自行车，从不许用自己的专车接送。每年的新春佳节，他和孩子们轮流蒙起眼睛，一起玩“摸瞎子”的游戏，一起堆雪人，放鞭炮，好像他自己也成了孩子。孩子们自己组织小演唱会，他又成了最忠实的观众，从始至终，兴趣盎然地听孩子们演唱《十送红军》、《上前线歌》、《游击队歌》、《共青团员之歌》。

后来，当这些孩子一个个走出校门、踏上工作岗位的时候，赵尔陆总是对他们每一个人重复着一句话：“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至于到什么地方工作，要由组织去分配，我不能给你们安排。无论分到哪儿都要服从，而且要努力工作。以后的路就要靠自己了。”

1962年，他的侄儿赵拴龙在太原上高中，学习成绩优秀，一心想考大学。赵尔陆对他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保卫国家建设需要有人当兵，你还是当兵吧。”于是赵拴龙高中毕业就到野战军当了一名侦察兵。他苦练军事技术，很快成了业务尖子，服役期满后，他又萌生出要报考哈军工的愿望。赵尔陆对他说：“你要当好一个战士，考不考学要听团里的安排，服从组织的决定。”后来他由于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精，很快就在部队提干了。当他成为部队一名基层干部后，赵尔陆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要记住你是普通人，你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搞特殊化，要当好普通一兵。”赵拴龙牢记叔叔的教导，不管职务怎么变，都把自己定位在先做人再做官，不看重官位，而看重为革命的贡献。赵拴龙后来担任了甘肃省军区司令员，他是从战士干起，排长、连长……一级一级干到了将军。

赵尔陆对住在家里的孩子们从不轻易发火，可是发一次火就让你一辈子忘不了。他的侄子赵琳有一次对赵尔陆说，他的工作单位政治空气不浓厚，所以他还没入党。赵尔陆严肃地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检查自己，还去找客观原因？你应该好好检查自己，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赵琳没想到叔叔竟然为这事向他发了脾气。1955年，赵尔陆的大哥赵尔昌为了安慰弟弟和弟媳，将其三儿子赵万金过继给赵尔陆夫妻。赵尔陆非常喜欢这个热爱学习的孩子，却从不利用职权为孩子谋取私利。当赵万金从清华大学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时，赵尔陆认真地找他谈了一次话，对他说：“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到工作岗位后，一定要依靠党组织，相信党组织，不能有丝毫的干部子弟优越感。”赵万金遵从父命，毕业时服从国家分配，来到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搞土建设计工作。六十年代中，由于备战，要建设大三线，他又随设计院迁移到了重庆，一干就是十六年。后来调到冶金部规划院工作，才回到北京。

死在办公室

赵尔陆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到战争年代的事情时说：“我们这些活着过来的人，都会体会到，战场上子弹向你发疯地射过来，那是很危险的。但是要做好隐蔽工作，伤亡就会避免或减少。子弹对我们这些走过来的人也不知手下留了多少次情啊。”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对他毫不留情……

1966年深秋，“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动乱，使赵尔陆受到严重的冲击。然而，工作不能停，运动也要搞，头疼的事一件加一件，他家里的办公室亮起了通宵达旦的灯光。

一天深夜，他走出烟雾弥漫的办公室，对妻子和女儿说：“我从南昌起义到现在快四十年，自信对党和毛泽东是忠诚的，没半点私心，可现在，怎么到了没鬼也怕鬼的程度……”年逾花甲的他流下了两行热泪，声音哽咽了。

当时，赵尔陆的身体每况愈下，肺气肿使他几乎不能睡眠，心脏病不断发作，可是他被逼无奈，不得不带着保健医生和氧气瓶去挨批斗，还要带病坚持工作。会散了女儿赵珈珈心疼地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流着泪劝他说：“爸爸你休息吧，不要管了，你管不了的。”

赵尔陆却说：“大家都不管了，还成什么话!你也应该坚持去学校，不要总是呆在家里。”

在赵尔陆最困难的时候，他仍然在关心着周围的工作人员，他知道家里的工作人员因受牵连也很苦闷。尽管他受委曲心情不好，也从不对工作人员发脾气，家里要是有什么好吃的，他总惦记着要给每一位工作人员分一份，谁不在，就要给他留一份。天凉了，他要看看烧锅炉的老刘住的房子冷不冷，摸摸他的被子是否能挡寒。赵尔陆总是不忘去关心周围的每一个人，所以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坚信赵尔陆是一位好领导。

1967年1月，“夺权”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本来已被打翻在地的各级领导，又被当作“走资派”夺走了权力。赵尔陆的心脏病日益严重，被周恩来总理安排在西山疗养。身病心忧使他又黑又瘦，本来合体的一号军装，此时穿在身上已显得过于宽大。离开了工作岗位，他郁郁寡欢，度日如年。他每天都与几位老帅联系，希望自己能早日回到机关工作，尽全力抓好国防工业。

1月22日傍晚，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位元帅同意赵尔陆回去工作，他神采飞扬地对妻子和女儿说：“两位老帅让我因势利导，作好群众工作，争取早点取得群众谅解。”他还嘱咐女儿珈珈：“你回家以后要积极到学校去，不上课了还可以学习毛泽东著作嘛。一寸光阴一寸金，不要总是晃来晃去。”全家愉快地聚在一起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他还送妻子和女儿到门口，目送着她们返城回家。就在离别的这个夜晚，他给妻子和女儿留下了永恒的微笑，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里，充满了对工作的向往。然而，妻子和女儿无法料到的是，这竟是最后的诀别。

这天深夜，赵尔陆从西山乘吉普车悄悄地回到办公大楼。当他得知除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研制和极少数项目外，大部分国防工业的研究生产几乎处于停产状态，他心急如焚。尽管这位驰骋沙场的勇将，在造反派的包围之中，不能离开这座部队大院，否则就有被抓走的危险。可工作不能不抓，国防工业不断传来停工停产的告急电报，他不管不行，他已经心力交瘁，心脏病和哮喘病一起折磨着他，他还在坚持工作。

为了保护赵尔陆，周恩来在京西宾馆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的群众代表时说：“你们不了解党的历史，你们说罗、赵合谋，是不符合党的历史的。”周恩来站出来，为当时被造反派斗争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大将和常务副主任赵尔陆说话。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有些造反派并不听招呼。

1967年2月2日，上午9时许，国防工办的机关工作人员见赵尔陆早上一直没出来，就轻轻地推开赵尔陆办公室的门，吃惊地发现，他坐在平时加班休息用的小床上，身体向前倾，头垂在膝盖上，手里夹着一支曾经点燃过的香烟，燃烧的香烟把手指烧得焦黄，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疼痛了。一代名将就这样默默地告别了人世。

正当人们为赵尔陆的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国防工业办公室秘书室接到了周恩来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周总理让赵尔陆立即去中南海休息。这是周恩来对赵尔陆采取的具体保护措施。可惜，周总理万万没有想到，几个小时之前赵尔陆已经和他永别了。

赵尔陆的生命凝固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人们留下了最后的沉思状。谁也不知道这位戎马一生的开国上将，面对人生坎坷、过眼云烟，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想些什么?他没有给他的亲人留下一句遗嘱，就离开了人世。

就是这样，“造反派”仍然不放过赵尔陆，污蔑他是“畏罪自杀”。他的遗体被送到北京医院解剖作尸检。医生发现，赵尔陆的胃里只有少量的安眠药。那是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每晚定时服用的剂量。最后周恩来总理一锤定音：“赵尔陆同志是正常死亡，你们不要抓住不放。”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等领导人参加了赵尔陆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