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模式：从战役智慧到改革创新的多元实践

“天津模式”这一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领域承载着丰富的内涵。它既是解放战争时期“天津方式”所代表的军事斗争与战略智慧，也是当今改革开放中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实践范例。这两种维度共同展现了天津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贡献的独特解决方案与模式价值。历史经典：“天津方式”的军事与政治意义在解放战争史上，“天津方式”是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三种方式之一，其核心是 “用战斗去解决敌人” 。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以强大军事力量对固守天津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总攻。战役指挥者刘亚楼创造性地采取了 “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分割后围歼” 的作战方针，仅用29小时便攻克这座设防坚固的大城市，全歼守敌13万余人。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体现了军事上的精确指挥与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更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它彻底打破了傅作义集团固守北平的幻想，为和平解放北平（“北平方式”）和绥远起义（“绥远方式”）创造了条件。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特别强调：“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这确立了“天津方式”作为解决顽敌的重要军事策略地位。

当代创新：自贸区建设与离岸贸易的“天津模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天津模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作为我国北方首个自贸试验区，天津自贸区大胆探索制度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离岸贸易天津模式” 。这一模式的核心是 “外汇管理部门+属地行政主管部门+商业银行+离岸贸易实施企业” 四方合力，通过现场办公和“一事一议”方式，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开展新型离岸贸易。与上海“白名单”模式和苏州注重制造业的模式相比，天津模式的创新在于其灵活性和开放性。它不受特定名单和产业目录限制，更符合企业实际需求，有效解决了离岸贸易中的结算难题。据统计，天津自贸区已累计实施686项制度创新举措，49项试点经验和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以天津市1%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全市38%的外贸进出口额、45%的实际利用外资额。这一模式成功帮助多家企业降低了运营成本，拓展了国际市场。如高利尔（天津）包装有限公司通过离岸贸易模式，统一承接亚太地区订单，实现了从生产制造企业向区域结算总部的转型升级；中垦国邦公司则利用这一模式参与国际大宗商品贸易，更灵活地规避市场风险。

绿色发展：生态与经济协同的“天津模式”天津还在绿色发展领域探索出了独特模式。作为一个特大型老工业城市和资源能源相对缺乏的城市，天津将循环经济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着力构建集约型、节约型、生态型发展模式。天津精心打造北部生态屏障、平原绿色屏障和“一环十一园”城市绿肺，实施湿地自然保护区规划，完成七里海、大黄堡湿地土地流转工程。同时，天津大力发展风电等新能源产业，开发使用可再生能源，风电设备制造业已占领全国35%的市场份额。值得一提的是，天津还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成了蓟州区、宁河区、中新生态城等试点区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发布实施天津市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并落地了全国首单“双质押登记”碳配额贷款等多笔绿色金融创新业务。

优化营商环境：“放管服”改革的天津实践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天津持续推进承诺制标准化智能化便利化审批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公开公示、承诺审批、一网通办、全程监督、联合惩戒等改革举措。天津率先成立全国首家行政审批局，全域实行“一颗印章管审批”，企业登记做到“一次都不用跑”。通过全面推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服务，天津市、区、街乡镇三级推出了大量便民服务事项，实现了“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异地通办、少跑快办”。从“天津方式”到“天津模式”，这一概念的历史演变展现了天津在不同时期的独特贡献。无论是军事领域的斗争策略，还是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或是绿色发展领域的生态实践，天津都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模式路径。这些模式不仅为天津自身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经验。正如天津在自贸试验区建设中提出的愿景，未来将继续深化制度创新，全力打造“通道型、平台型、海洋型、制度型、都市型”开放新优势。这种持续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正是“天津模式”最核心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