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地铁起步价190日元(约9元),北京地铁却只需2元随便坐,但背后竟是双双亏损的尴尬局面! JR东日本涨价后仍年亏1200亿,北京地铁年吃补贴超300亿。 当我们挤在早高峰的地铁里时,可曾想过这些庞然大物正在吞噬怎样的资金黑洞?
东京网友吐槽地铁地下三层像迷宫,天花板低得撞头,战时避难设计让人窒息。 而北京地铁虽然便宜,但2023年享受了超过300亿元的财政补贴,才能维持着2元的起步票价。
令人惊讶的是,全球地铁似乎都陷入了“越挤越亏”的怪圈。 2024年数据显示,全国至少28座城市的地铁公司发布年度报告,扣除政府补贴后,只有2座城市的地铁公司实现盈利。
重庆轨道交通的单位运营成本高达15.13元/人次,而单个人次票款收入仅为2.2元,连成本的零头都不到。 昆明地铁更是因拖欠员工薪资、票据逾期等问题暴露了严重的财务困境。
地铁建设的高成本是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海为例,2008年地铁12号线每公里造价为4亿元,而2024年开工建设的上海19号线,每公里造价高达20亿元。 相比之下,同年京沪高铁平均每公里造价仅为1.5亿元。
地铁运营中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四成,相当于每公里的地铁运营平均需要60-70人。 这个数据还不包括外包给第三方的安检员、保洁员和车站助理等人员。
面对连年巨额亏损,多地地铁公司不得不考虑涨价。 2024年5月,昆明地铁对乘车距离超过4公里的乘客涨价;重庆也召开了地铁涨价听证会。
对比境外城市的地铁票价,中国香港地铁票价区间在4.6~28.49元,东京地铁在9~16.5元,华盛顿地铁是16~48元。 内地地铁2或3元的起步票价确实相当低廉。
然而专家指出“涨价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轨道交通的需求是弹性的,涨价可能导致乘客选择公交或BRT等替代方案,造成地铁客流量减少。
与涨价相对的是,一些城市选择了“节流”策略。 佛山地铁采取提前半小时收车、延长平峰期发车间隔等方式节约用电成本。 据披露,运营时间最后半小时,3条线路平均每条线的客流仅为200人次。
地铁亏损的背后还隐藏着客流效益不佳的问题。2024年,中国58个城市建设了地铁等城市轨道交通,总里程数超过1.2万公里,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里程加起来还多。
但许多城市的地铁客运强度并未达到“每日每公里0.7万人次”的标准。 据统计,昆明地铁的客运强度仅为0.51,佛山为0.27,远低于标准线;重庆虽达到0.87,但仍低于成都的1.0和西安的1.19。
全国41座开通地铁的城市中,仅有18座城市达标,占比不到一半。 客运强度最高的是深圳地铁,达到了每日每公里1.49万人次。
与东京地铁相比,北京最忙碌的2号线客运强度是4.5,而东京最忙碌、效益最好的山手线达到11.5。 日本地铁的标准也更为严格:当站位密度达到4~6人/平方米时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6~8人/平方米时尚属“正常状况”;9~12人/平方米才被定义为“拥挤”。
地铁站点规划的不合理也是客流量不足的原因之一。 2018年前后,一批荒凉的地铁站被曝光,如被调侃为“阿富汗站”的南宁佛子岭站,还有重庆曹家湾站、南京地铁灵山站、佛山大墩站。 这类地铁站通常位于城郊,出口附近是鱼塘、农田,远离人群聚集区。
这些站点规划多被寄托着抬升周边地价、开发新楼盘进而实现“地铁兴城”的期待。但这种前瞻性规划开发比起立足当下的按需建设,有时近乎一场豪赌。
地铁建设盲目扩张是导致当前困境的重要原因。 2000年以来,地铁建设热潮席卷全国,许多城市在申报地铁项目时高估了客运强度。 2018年,国务院发布“52号文件”,提高了申报地铁城市的人口、财政收入等12道门槛,地铁建设管理才开始收紧。
此前盲目建设积累下的问题依然存在。 内蒙古包头市的地铁建设项目在2017年被紧急叫停,成为全国首个被叫停的地铁项目;珠海有轨电车因客流不足停运3年后,于2024年被拆除,成为全国第一个被拆的有轨电车。
除了票务收入和政府补贴,地铁公司还可以通过商业化开发增加收入。 然而目前大多数地铁在物业开发利用、地下商铺租赁、广告等方面的收入规模和占比偏低。
深圳地铁虽然客运强度达到1.49,是全国最高水平,但2024年却录得334.6亿元巨亏,主要系投资万科产生的亏损。深圳地铁的站城一体化开发板块收入近乎“腰斩”,同比下降46.23%。
相比之下,香港地铁的商业化开发较为成功。 香港地铁通过在地铁站内设置大型购物中心、餐饮娱乐场所等方式,吸引了大量乘客和游客消费,增加了非票务收入。
地铁作为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其规划和建设应与城市整体规划紧密结合。然而现实中许多城市的地铁规划与城市空间资源利用存在脱节现象。
在东京,轨道交通车站500米半径覆盖了中心城区80%的人口,而国内最高的是深圳,覆盖人口比例是54%,靠前的北上广蓉渝在30%上下。 这意味着东京人离站点更近,靠地铁出行更便捷。
城市规划中的容积率限制也制约了地铁站点周边的商业开发。 许多城市在制定规划时,未能充分考虑地铁站点的特殊性,导致地块容积率偏低,难以进行高强度、高密度的开发建设。
地铁的本质是为人服务,其规划和运营应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然而当前许多城市的地铁规划过于注重线路长度和覆盖范围,忽视了市民的实际出行需求。
日本轨道交通的复杂性也增加了运营成本。同一车站连接的线路很多,同一站台也会有快车、慢车通过,容易坐错车。 这种运营模式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来维持。
东京的消费水平整体较高,出租车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在完全不堵车的情况下要600多元人民币。 停车费用也比国内高很多,有个日本朋友就因为喝大了停错停车场,过了2天想起来时停车费已经是2000多人民币了。
日本的住宿费用也不低,普通的情人旅店每天要500多元人民币。 饮食价格比北京略高,一碗拉面平均价格在50元人民币左右。
这些高昂的生活成本间接影响了地铁的运营成本。 日本人工成本昂贵,地铁工作人员薪资水平远高于国内,这也是东京地铁运营成本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内地铁虽然票价低廉,但依靠政府补贴和土地财政维持运营。 2024年,京投获得的其他收益(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达到248.5亿元。 青岛地铁、宁波轨道交通、成都轨道交通等获得的政府补助也在50亿元以上。
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疲软,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铁运营成本高企的问题更加突出。 一些城市开始寻求涨价以外的解决方案,如杭州每月发放200元“交通券”定向补贴低收入群体,深圳实行“油价联动补贴”机制。
地铁票价设计是一个复杂问题,与建设成本、当地的收入水平等都有关系。 如果能提供公开透明的定价机制,公众或许更容易接受票价调整。
改变地铁票制有很多方法,并非只能简单地提高票价。 欧美一些城市地铁并不按照里程计价,而是通过划定区域和区间来设定票价,可结合区域出行热度制定不同价格。
地铁票价调整还可能影响公众出行习惯。 地铁是公共交通的骨干网络,适合长距离出行,因此地铁定价会有意鼓励公众在短途出行中使用其他交通方式。
提高起步价可以转移部分短途乘客,降低地铁拥挤度。 如伦敦起步价就是20多元人民币,如果只有两三站乘客就会选择走路。
地铁公司应该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不能因为调价,就放松对成本的管控”。地铁运营领域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让运营效率高的地铁公司去其他城市经营地铁,从而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营收。
实际上异地运营地铁早有先例,港铁已经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多地运营地铁线路。 但这样的案例仍旧很少,最近几年没有新增的代表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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